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世界杯经典比赛-欧洲世界杯_06年世界杯梅西

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

2025-07-03 06:38:11 世界杯经典比赛 1431

摘要：文章以夏志清集中讨论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文版）为基础文本，从艺术性、思想性和研究方法三方面总结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一是以西律中的研究方法，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二是道德批评往往胜于艺术批评，强调人的文学，着重对旧社会、旧思想的批判，延续五四精神传统。本文提出，从对中国小说结构、说书人传统的不满到人的文学的强调，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不高与其说是崇洋媚外，不如说是感时忧国、恨其不争的心态，其偏颇处也正是其有力处，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烙印。

关键词：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现实主义；人的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5）1-0016-10

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夏志清（C. T. Hsia， 1921-2013）继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年出版后，于1968年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导论》（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集中讨论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相比前面现代小说史写作，“仿佛之间，他摆脱了布鲁克斯及李维斯等大师的影子，从事一项他可独当一面的文学研究”①，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汉学界明清小说研究中独树一帜。

不同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体例，《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并不是小说史，但其讨论的六部小说，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展现了“中国小说如何从依附历史传说、宗教寓言幻想到落实至日常生活的写真，在形式上又如何逐步摆脱说书话本的累赘影响而变成独立完整的艺术作品”四百多年中国白话小说演变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小说发展史”②。换言之，这部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是中国古典小说突破说书人传统，向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国内学界对夏志清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对其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又多集中于单部作品或是文学批评角度的评析，从文学史角度对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进行全面的研究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就以夏志清此书中文版《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为基础文本，从艺术性、思想性和研究方法三方面论述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

一、艺术性：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考察

如同《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同样立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性标准。在审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时，夏志清指出中西方小说的不同观念。西方小说注重虚构和叙事艺术，强调结构的整一性；中国小说注重事实而非艺术，注重故事而非情节，是一种故事堆积性结构。“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相信小说不能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只有作为真事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负起像史书一样教化民众的责任”。“正是因为迷恋事实，就很少觉得有职责把一段重要情节尽情发挥，直到其所有的潜在意义都戏剧化为止。反之，让好几十个角色挤在书里，枝节生枝节，高潮起高潮。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都在堆积性故事的结构中恪守说书人叙事方式”。①即便《红楼梦》也难免存在这样的缺憾。因此之故，在书中《导论》一章，作者开宗明义地提出，只有以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考察中国小说，才能得出公正的评价。他研究的西方小说标准，即以现实主义小说家、批评家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对小说的界定为标准：思想一致和结构紧凑。此外，“真实”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詹姆斯用一个艺术类比来描述小说的真实性，即“如同图画就是现实，小说就是历史”。夏志清正是将西方现实主义概念用于中国传统小说研究又稍作调整，应用比较宽泛的“真实”的概念去加以检验。②

（一）说书人传统与史官传统

夏志清指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两种来源：一是说书人传统，白话短篇小说直接来自说书；二是史官传统，白话长篇小说和编纂历史的传统有很大的联系。这两种传统都体现出对历史事件的依赖。用真实性来检验两种传统，夏志清更倾向于史官传统。因为史官传统“比说书人更尊重事实，所以他们虽缺乏说书人叙事时活灵活现的（虚构）本领，却能不为严格的道德（因果报应说）所缚，去表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③，从而更接近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三国演义》的真实性恰恰在于摆脱了说书人传统的浪漫主义虚构，承续的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而《水浒传》“从第五十二回梁山好汉公开对抗政府到征方腊结束都是在伪历史范围内铺展的”④。故而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间，夏志清出人意料地对《三国演义》的赞誉要高过《水浒传》。相较《水浒传》，《三国演义》更可说是历史纪事，比《水浒传》更有历史可据。《水浒传》只有总头领宋江有寥寥几条空洞的史料，除杨志外其余人则不见于任何信史，故而不得不编造历史。不见史载的梁山好汉，没有史的障碍，说书人和小说家“为迎合听众和读者对梁山好汉的偏爱，把他们写得战必胜，攻必克”。⑤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虽以有力的写实开始，终为其难以置信的情节所累。

《三国演义》则忠实历史，同时摒弃明显虚构成分（民间传说、迷信、因果报应说），与《三国志平话》其他演义类小说比较，罗贯中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所取材料相当，“并不加区别，反而达到惊人客观”。如关羽人物的塑造，夏志清并不认为是写坏了，如胡适所言，刚开始想好的是一个神武的关羽，后面写成了一个骄傲无谋的武夫，而是“恢复了历史现实性”，达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真实。同时罗贯中也表现出虚构能力的不足，他对史料的加工只加重了其幼稚性，夏志清以为《三国演义》写得好的战争不是有虚构情节的赤壁之战，而是遵照史实的官渡之战。“没有就任何情节加以详尽的发挥，也没对袁军随后的迅速瓦解作任何加工，但读者却感到如同置身一个充满深刻人生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⑥《三国演义》的成功，在夏氏眼里是原始现实主义的成功，如同《旧约》《史记》一般，以其记载的干大事的真实的人及其道德分量，来补偿原始现实主义简略的描写。①可见，在虚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原始现实主义的“真实”，更多是来自历史或生活经验的真实。

现实主义的成熟，要到《西游记》的出现。夏志清认为，《西游记》与《唐·吉诃德》在中国小说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分别占有同样重要地位。17世纪的《唐·吉诃德》奠定了世界现代小说的基础，《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则在于突出故事主题和人物塑造。在夏氏看来，《西游记》虽是一部幻想喜剧小说，却是一部“优雅而具有人性味”的作品，其喜剧幻想，捕捉到了一种复杂的真实感，并不妨碍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加以考察。

夏志清谈到传统和现代的批评家分别侧重《西游记》的寓言特征和讽刺意义，没有充分注意到它的神话原型力量。作为相对成熟的现实主义，《西游记》再现了原始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原始典型事件如乌鸡国故事与《哈姆雷特》故事的相似，都有一个篡位的国君，王子替死去的父王复仇。车迟国故事五百被奴役的和尚等待一个西天取经的孙大圣来解救出离苦海，与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等待摩西解救的命运相类似。除了典型事件的再现还有典型人物的塑造，如猪八戒。夏志清认为他是《西游记》中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象征缺乏宗教追求和神话式抱负的粗俗的纵欲生活，是一个放大了的普通世俗人形象。他有普通人的食欲、色欲。尤其是色欲，在《四圣试禅心》故事里，同《水浒传》《三国演义》任何片断相比，心理活动描写无疑是更为微妙的。他的性渴望在恳求寡妇本人嫁给他时被赋予了惊人的真实性。“八戒看到了拥有并经营一个大庄园这一重任在向他挑战，而压根儿看不到那乏味的取经生活有何意义”②。猪八戒形象塑造的成功，在于他的典型性，是对每一个追求世俗目标的普通人的逼真刻画。在妖怪的塑造里，牛魔王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妖怪。在他身上不仅有兽性，还有丰富的人类情感。牛魔王与玉面公主同居，不但是因对罗刹女厌倦，还考虑到玉面公主有百万家私的陪嫁，放大了人的欲望之可怕。“原始真实的神话戏剧几乎压倒了虚幻的佛教喜剧因素”③。

（二）现实题材与人性挖掘

《西游记》虽塑造了典型人物和事件，终究是幻想喜剧，离现实主义的写实仍存在较大差距。从历史、传奇、幻想到现实生活题材，《金瓶梅》才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在夏志清看来，这部小说与前面三部小说相比是最令人失望的一部，最令他不满的是，《金瓶梅》是向说书人传统的倒退。作品仍采用说书的通常叙述方式，最早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包括大量的韵文描写段落。比之《水浒传》，《金瓶梅》是“远为有意识地为迎合习惯于各种口头娱乐的听众而设计的。包括许许多多的词曲和笑话、世俗故事和佛教故事，它们经常损害作品自然主义叙述的结构组织”④。

此外，夏志清还提到有损《金瓶梅》现实主义外观的两点不足：人物塑造的矛盾性和结构的凌乱，第二点对现实主义外观损害尤甚。先谈人物塑造矛盾，如主人公西门庆，他为结交权贵送蔡蕴白金一百两，但在死后，蔡仅吊丧五十两银子。这种以强烈的夸张风格见称的讽刺性与更多情况下有板有眼注意细微末节的自然主义相矛盾。另外，潘金莲的塑造也充满矛盾。在散文里潘金莲毫无道德可言，在韵文里娴雅美丽，富有女性柔顺优美情感。再说结构凌乱。情节剧式事件的匆匆叙述，只第9回至第79回是一篇小说中的小说，起于潘金莲到西门家，止于西门庆之死，极具现实主义完整性。第80回至第100回，杂乱地漫笔于较广远的空间和时间中，以叙述前文提到的每一个人物。

在艺术风格和艺术技巧革新方面具有重大的革命性意义是《儒林外史》。一是文体纯净、富于表现力。说书人文辞较前四篇清除得较干净，最低限度遵从话说、且听。描绘性段落因不再用诗词骈文，而是运用口语化散文，从而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方言俚语已很少使用，而自觉运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二是思想上的成熟。《儒林外史》完全背离因果报应的宗教信仰，是第一部讽刺现实主义作品。三是人物塑造上的技巧革新。早期小说家是木偶设计师的角色，将手中木偶拉上场。吴敬梓将他们带入戏剧性场面中，人物在这种场面活动，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同时渐渐展示出自己的面目来。如第二章对夏总甲的描绘，外表与自尊自大对照，后被申祥甫戳穿，谄上欺下势利之徒尽显。这种通过让人物自己走上舞台来塑造人物的技巧，被夏氏誉为性格描绘上的革命。但吴敬梓更擅长社会风俗的描绘，而不是内心世界的开掘。内心世界的开掘要等待与他同时代更年轻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潜意识心理的探险。

正是基于此，夏志清称《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悲剧更是一部心理现实主义作品。夏志清提到《红楼梦》第八十二回黛玉的梦，梦境中父亲升官继母安排她嫁一个鳏夫，称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梦境描写堪与之媲美。其“对心理意识的挖掘实际已比现代心理学的发现抢先了一步”①。在一向不甚关注潜意识心理的中国小说传统中，实在很了不起。此外曹雪芹还是比吴敬梓反对中国小说非个人的传统的远为激进的革命者。无论史官传统还是说书人传统，都是全聚焦视角的非个人的传统。夏志清以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同是自传。相较《儒林外史》吴敬梓隐去杜少卿妓管生活的保留，曹雪芹的《红楼梦》是第一部大规模地利用个人生活经历的中国小说。第一回的自叙，“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诚不若彼裙钗”，“这种坦白的、忏悔的语气是令人吃惊的”。②而坦露隐秘内心恰为自传体小说之必需。

二、思想性：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道主义批判

除现实主义艺术标准检验中国古典小说之外，夏志清更为看重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性。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对周作人的观点大为赞许和认同。周作人排斥旧文学在于旧思想，比胡适的文言白话优劣之辩更精深一步。中国文学致命伤不是文字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就是人生态度不够严肃的问题。虽然说话不免过分激烈，但“在多少中西学者用纯文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当口，人的文学这个观念仍值得我们借鉴活用”③。因此之故，即便是艺术性不如古代诗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夏志清看来，只要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式杜撰，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反观古代诗文虽非非人的文学，却显得人的气味太薄。新文学的传统是为人生的文学，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由此可见，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赓续的是以胡适和周氏兄弟倡导的五四精神传统。

以人的文学为标准来检视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发现，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道主义批判贯穿在每部小说的分析中。夏志清指出，不像西方小说只受一种教义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受到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影响，始终与儒释道的道德公义气息相通。此外他还特别提到王实甫《西厢记》、汤显祖《牡丹亭》的浪漫传统对白话短篇小说和《红楼梦》的影响。对于种种社会不公，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有三种处理：一是因果报应说。白话短篇小说家或说书人常用因果报应给读者一个想像中的赏罚法则为满足，这是相对幼稚的处理，为高明的小说家不取；二是重建秩序和重振公道。主角不顾成败尽全力与不公和动乱搏斗，是充满奉献精神的儒家英雄典范，如演义类小说《三国演义》和武侠小说；三是佛道弃世。小说主角选择走彻悟超凡的道路，如《金瓶梅》和《红楼梦》。如夏氏所言，“中国小说、戏剧中的宗教寓意实在教人沮丧不堪……仿佛唯有放下才能获得内心平和与觉醒”①。佛道启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据最高的地位，但儒家思想和浪漫思想同样被强调。即便《红楼梦》这样的杰作，在抄检大观园后，宝玉对晴雯惨死负主要责任的母亲从未抗争过。最后也只能借用释道观点来看破尘世之空，也就等于在理智上否定了“青少年男女对生命、爱情的那种渴望，且对迫害他们的大家庭和旧社会做了个妥协”。同样吴敬梓《儒林外史》不但不探求改变社会，反而推崇儒家归隐思想，虽不如《红楼梦》悲情，也显同样怯懦。②

中国古典小说表现出对社会不公的妥协、不反抗之外，更令夏志清不满的是虐待女性和虐杀等等不人道的内容。首先是古典小说存在的厌女、仇女倾向。如《三国演义》中，赵范欲将有倾国倾城之色的寡嫂配与刚结拜的弟兄赵云，本是一番美意，不料赵云怫然变色，变成了武松、石秀型的汉子。第十九回刘安杀妻款待刘备的情节，在夏志清看来，“如此巴结刘备，原可跟随他去博一个功名，但临别前说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表示自己是孝子，杀妻而不求报，态度何等落落大方！只吃了臂上肉，刘安至少可以十天不打猎，在家里伴着老母吃媳妇的肉”③这段读了委实令人不舒服，夏志清的挖苦可谓痛心疾首。

在厌恶女性倾向上，《水浒传》较《三国演义》更甚，《水浒传》中，女人不仅仅因为心毒和不贞受严惩，只因为是女人，“是供人泄欲怨屈无告的生灵……欺骗和残忍成了她们满足性要求的手段。她们的克星——正直可敬的英雄好汉们，都仇恨她们那种对欢乐的渴望和对生活的追求”④。因对《水浒传》的批评引起刘若愚对夏志清观点的异议，如在仇女问题上，刘若愚举林冲为例来驳斥，林冲作为人道主义光辉的例子与残暴厌女之人相对。夏志清认为，林冲确实关心妻子，对她受侮辱非常气愤，但充军前，休妻却非同小可，这种伤害比衙内侮辱更厉害，正表明他下意识责备妻子带来这么多麻烦。又得了真正好汉冷酷无情的名声。115回本林妻自缢是很有意义的。120回本保留了对林冲的同情，让其在衙内施压下而死。115回本更忠实口头说书传统，因为和厌女更相符。⑤将两版本的处理相对照，夏志清所言也不无道理。

其次是古典小说出现的虐杀现象，这典型表现在《水浒传》中。武松血溅鸳鸯楼杀掉14人，却自始至终是一位朴素的可敬人物。“小说家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的野蛮虐杀作道德和哲学上的批评……也指望我们应像赞成武松的野蛮虐杀那样赞成李逵嗜食人肉的做法”，而不同于《史记》肯定文明事业。“《水浒》肯定英雄们的豪情壮举，但它同时对野蛮虐杀事实上的赞同，使中国文化学者对这一重要作品莫知所从”。⑥夏志清对刘若愚道德气的指责据理力争，“如果我的研究使人不安，那大概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把本书的道德价值与梁山好汉崇高的道德声明同等对待，从而很难承认他们实际上是残忍这样一种客观的事实”⑦。

在六部小说中，在夏志清看来，《金瓶梅》则真正算得上是非人的文学。但因为它把那时代非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描写得透彻，比大多数古代文人留下的，无关人生痛痒的诗词古文更有阅读价值。但无论如何，该书作者思想混乱，而且对这个非人的社会非常欣赏，实在是应该加以批判的。⑧《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尽管喜好讽刺嘲笑，却不失为中国小说家中第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同于职业说书人对出身微贱不幸之人无情势利。和尚、尼姑、媒婆、庸医、私塾读书人，总是受嘲笑的滑稽人物。吴敬梓对老戏子鲍文卿描写不同意在暗示对剥削阶级奴隶道德的认可。与职业说书人对下层人民轻蔑揶揄调笑不同，吴敬梓特别喜欢从这些人中选择人性未受污损，品行符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人作为榜样的偏好。作者讽刺对象除了醉心于科举功名的文人、假文人之外，还有孜孜追求社会上文学界的声名而不是官场高名的人。小说讽刺力量在于对这两种文人采取了公允态度，未有所偏爱。匡超人、牛浦郎年轻的投机钻营者具有相同的道德教训。

在周作人《平民的文学》中，他推《红楼梦》因写出家庭的悲剧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唯一一部平民的文学。出乎意料，夏志清同意王文兴看法，大观园实在是小姐丫环的集中营，无任何自由，宝玉一年难得两三回上街逛逛，最后做和尚寂灭，倒不如《哈姆雷特》。①反倒是三言两拍中的白话小说《蒋兴哥巧会珍珠衫》，夏志清对其推崇备至，称其为“明代最伟大的作品”，“中国古典小说能以此为楷模，集中笔墨于主要人物和场景，集中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而不是仅仅着力于纷繁的事件，它们本来是可以达到堪以西方以《克莱弗丝公主》为嚆矢，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最高峰的爱情或奸情小说相媲美的水平”②。关键在于此书拨动的正常人性，符合夏志清的女性主义立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情节让人联想《水浒传》和《金瓶梅》中潘金莲式的通奸。珍珠衫三角恋情是三个普通又体面的年轻人。三巧儿，既不恪守贞操，又不沉溺于毫无节制的激情，“通奸未必就意味着夫妻间的不忠。在中国小说中，表现出这样豁达的理解力的作品实不多见”③。这种宽容的理解和女性主义立场对一位男性批评家来说是极难能可贵的。

三、研究方法：作为批评家的文学史研究

不同于60年代欧美汉学家以考证为主的治学方法，夏志清秉承的是60年代耶鲁新批评派的文本研究方法。对文本的细读，是夏氏古典小说研究基础。在此基础上，就是对文本的中西比较方法。以及基于以上两方面体现出的个性化批评特色。

细读法的应用，只要略翻一翻此书，就会发现大段大段文本引用，这一方面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介绍之故，更重要的是对文本的细读。结论都是通过对文本细读得来。

譬如对武松血溅鸳鸯楼段落引用后的分析：“血溅鸳鸯楼一段写武松一系列行动时穿插了各种对话，加上纯粹的环境描写……我们仿佛亲眼看到武松将蒋门神‘劈脸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又把张都监‘齐耳根连脖子砍着，扑倒在楼板上’。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颇有荷马史诗的风格，毫无浪漫传奇的华丽文饰。特别是写到武松杀人方酣时停下来饮酒，或在发现刀口钝了砍不下人头时，真是达到了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极致。若以简洁原则硬套的话，就不必写武松饮酒或换刀：他在楼上杀了三个人后可以直接下楼用原来的刀继续杀人。然而，正是这些貌似多余的细节，具体而真实地活现了整个血案。”④没有细读法的应用，就难以发现小说细节的丰富对艺术真实性的推进。

《西游记》中吴承恩对永乐大典保留的《梦斩泾河龙》片断的修改，也是夏志清通过细读法，发现吴承恩“把两渔翁改成一渔翁一樵夫，渔樵问答论辩炫耀其诗才。……论辩后，吴承恩转移两位朋友话题的巧妙‘上山仔细老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显而易见的是作者的喜剧天才毫不费力的场景安排。张稍恶意的取笑顺理成章地带出李定气愤的抢白，由李定理所当然表示怀疑的刺激使张道出他的秘密”①，通过文本比较分析来肯定吴承恩的喜剧天才，不容置疑。

肯定吴敬梓的艺术技巧的重要革新，让人物在戏剧性场面中活动来显示自己面目而非以作者的牵线木偶方式被介绍拉出场，这一重要的结论，同样是来自对《儒林外史》第二章开首薛家集议闹龙灯一事一段文本的细读。这一段突出了夏总甲这一人物形象的戏剧性塑造。“他的自尊自大与他卑贱的相貌、油腻的衣着、粗鲁的举止形成了极其鲜明对照。作为一个新任的总甲，他又缺乏自信，大肆吹嘘自己的新的交际和他的忙碌的应酬交往。我们原不知道他自吹自诩，直到申详甫显然带几分恶意彬彬有礼地戳穿了他，才明白他在撒谎。而他并不因此而惊慌，他过于自高自大，再嘲笑下去他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然而，作者巧妙地让他露了马脚，使读者对所有他说的话产生怀疑：他究竟是不是那么忙？是不是真的被驴子颠了下来？是不是在观音庵商议完毕后就去赴宴？”最后，夏志清的结论是“夏总甲是第一个由于自我吹嘘而暴露了自己的角色。作家以一种真正的直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部社会风俗喜剧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谄上欺下的势利之徒”。②

其次，是中西比较法的应用。这本书于美国初版的读者就是西方读者，在西方语境介绍中国古典小说，参照物自然是西方小说及理论。中西小说理论的比较在上文已述及，此不赘述，此处单讲小说比较。中西小说比较可以说遍布全书，其中尤以《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为代表。

如白先勇所言，“如果西方小说起源于史诗，那么中国人的小说则孕育于我们的史书了。中国人的悲剧感全在我们的历史里，天下分合之际，浪花淘尽英雄”。夏志清对《三国演义》的解读就是将其看作中国的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正如前文所叙，《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而非传奇，承续的是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官传统。他的中西比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比较；一是命运比较。人物方面，他把决定为关张报私仇、失去理智的刘备比作阿喀琉斯，那位决意惩罚杀害他亲爱的帕特洛克洛斯的赫克托尔，感情冲动、在劫难逃的英雄。将杀害于吉不久被其阴魂追逐而死的孙策比作俄狄浦斯，那个怀疑超自然的征兆和对预言的愚弄嗤之以鼻的理性主义者。人物命运方面，夏志清将《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命运分成两种：一种是对于袁绍和那些享有领导权的人来说，命运与性格密不可分；一种是对于田丰、陈宫以及生存全靠主公信任和喜爱的一大群人来说，命运比性格更反复无常。第一种如袁绍因小儿之疾放弃趁曹操主力在别处战场抽调不开的机会对曹操发起进攻，夏氏直言，“罗贯中完整地保留了一则完全可以当作希腊悲剧材料的扣人心弦的故事”。第二种如陈宫，他因曹操不讲道德，弃曹操投吕布。吕布虽不失为那个时代的赳赳武夫，但是一个缺少领导才能、毫无原则的低能儿。最后陈宫被捕和杀害。他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选择。如同古希腊悲剧用不可抗拒的命运来解释，夏氏对《三国演义》众多人物悲剧亦是用命运、天意、神秘莫测的天道来解释。“天意是难以捉摸的，同时也是人们有意识努力的总和”。每个企求功名的人都在历史上“扮演一出个人努力同命运互相撞击的戏剧”。③

《西游记》的中西比较更为突出。首先，在文学史地位上将《西游记》比作《堂·吉诃德》，“这两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中分别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④。其次，是人物比较，孙悟空与猪八戒两个形象与世界文学中著名的另一对互补角色——唐·吉诃德和桑丘·潘萨相类似。唐僧是埃夫里曼EVERYMAN。夏氏分析书中的唐僧由三个不同人组成：流行传统中的圣僧、可能上西天成旃檀功德佛、一个进行一次危险旅行，哪怕是一点点不便也容易使他不安的普通的凡人。而第三个形象是吴承恩主要展示的形象。与埃夫里曼不同的是，唐僧是永远受到欺骗的受害者，永远不会像基督教寓言中主人公那样得到精神上的升华。真正的主角是悟性比唐僧高得多的悟空。不管其原型是否来自印度神猴哈努曼，吴承恩塑造这个人物在蔑视既定权威、追求知识和力量方面，使人想起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西方神话英雄。而猪八戒的食欲可与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巨人相媲美，他的色欲可与斯宾塞《仙后》西方寓言相比较。只不过，巨人的巨大胃口对应从教会戒律解放出来的超人智慧，八戒的贪于食欲，对应的是精神智能上的一无所长。至于色欲，八戒只有份忍受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微妙的喜剧性折磨，从未享受过哪怕仅仅一秒钟爱情的甜蜜。不像西方寓言家所习惯那样，对性欲做详尽说明，因而中国式偷情喜剧主要展示的是性骚动的最初阶段。最后，是基于神话原型分析的典型情境比较。如将乌鸡国故事与《哈姆雷特》比较。乌鸡国篡位者解除了长时间干旱，使人联想起俄狄浦斯而非克劳底斯，另一方面看乌鸡国故事仅仅通过原始仪式和悲剧谋杀而平淡地展开。虽然国王被推下井，能长睡井下又起死回生，篡权谋国者是一个阉了的狮子，嫔妃都抱怨受冷落。王子对母亲挺孝顺而非对其不贞耿耿于怀。在尘世狂欢作乐后，狮子被主人文殊菩萨领回，神话最后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剧框架中。

第三，是个性化批评特色。作为批评家的文学史家，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一书的撰写，延续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一贯的嘻笑怒骂式个人化书写风格。略举一二便知，比较吴承恩笔下怪物与爱伦坡笔下人物，吴承恩描写的“怪物远不像坡故事中病态的人物……那样可怕……在怪物尚未变做反省的哲学家之前，在他们尚未像现代小说中主人公那样把自己看得太重之前，就将他们毁灭或重新加以改造，他们依旧是明白无误的怪物，以其神话的和喜剧的双重姿态经得起宗教的阐释”①。这一段的描写，语句诙谐滑稽、令人忍俊不禁，与钱钟书的小说别无二致。

于语言上的犀利之外，更多是思想的犀利。如对《水浒传》的评价，夏志清能于一片叫好声中独树一帜，对它大加批评：一是它是伪历史不是纯文学；二是它宣扬的是一种帮派道德，又犯有性虐待狂和厌恶女性的毛病。并且对《水浒传》的好汉道德观相当愤慨，竟得出如此令人吃惊的结论：“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上，《水浒传》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比得上西门庆。”②

结" 语

半个多世纪后，回过头来再看夏志清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少了今日学者文风的拘谨、艰涩，仍然一如继往的睿智、诙谐，又不乏思想的深度。虽然过多、过长的文本段落引用一定程度削弱了其理论的力度，它在美国汉学界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开拓性历史地位却不可忽视。上个世纪60年代，北美是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的重镇。在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68）出版之前，已有韩南《金瓶梅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Chi Ping Mei， 1962）《金瓶梅探源》（Sources of the Chi Ping Mei， 1963）和理查德欧文《水浒传：一部中国小说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chuan， 1966），这几部著作基本上沿袭胡适等中国现代学人开创的版本考证研究模式。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又不失韩南老一辈学者严谨的考证方法，夏志清的这一著作当属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拓荒性著作。在他的引领之下，才有后辈的学者如浦安迪、何谷理等对明清小说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年辈稍晚于夏志清的浦安迪的研究，如《中国叙事学》（1977）、《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7），可以说直接受到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影响，循着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提出的文体结构与思想性问题，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提出文人小说的奇书文体与反讽意识，成绩卓著。

作为有着鲜明个人风格的批评家，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无疑也带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记。这种鲜明特色既是其所长亦是其所短，主要有两点：一是以西律中的研究方法，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古典小说；二是道德批评往往胜于艺术批评，强调人的文学，着重对旧社会、旧思想的批判，延续五四精神传统。

首先是以西律中的研究方法。我们不禁要问，以西律中的思路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非西方小说？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推进的缀段性（Episodic，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原则的概括）结构是否有其合理性？说书人叙述模式是否一无是处？浦安迪的研究可说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一是提出文人小说的奇书文体概念来与西方的小说相比较。将明代四大奇书与通俗话本小说区分开来，与文人画、文人剧一样提出文人小说概念，其文体命名为奇书文体。提出百回本十乘十的主结构，及潜藏于十回单元里的次结构，以及前20回与后20回所构成的对称感。如《金瓶梅》就是“20-60-20”这样的结构程式。前20回家庭新添金、瓶、梅二妾一婢奠定了全书规模，与结尾20回同一家庭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相对应。《三国演义》《红楼梦》虽有120回，也基本在20回进入核心境界，80回转入故事的了局部分。①浦安迪的这一模式虽不能精确应用于每一部小说的分析，但总的来说非常有启发性，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对夏志清古典小说枝节生枝节、高潮起高潮的堆积性结构指责有一定程度的纠偏。

二是用反讽说明说书人叙述修辞手段和奇书文体的批评精神。为夏志清诟病的说书人套语，浦安迪以为，与其说是为了让读者确信小说源于话本和变文等文类，不如说是为了营造一种艺术幻觉，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有一个讲故事的人造作，书里有表里二层之原意，彼此之间的差异就构成一种反讽效果。②夏志清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浦安迪潜意识里很难接受四部小说的本来面目，如《水浒传》中那一场接一场虐杀妇女的残忍场面，并非为了取悦冷血的大男子主义者而是为了反衬出作者对这种野蛮行为反讽的唾弃。在夏志清看来，与取悦读者为职志的作者不同，真正走上反讽、讽刺、反叛道路的严肃的小说家，是晚清的李宝嘉、吴沃尧等大家。夏志清的反驳不无道理，着重的是说书人传统的弊端，如大量的韵文描写段落破坏结构的整一性，娱乐浅薄胜于严肃深刻。浦安迪的反讽意识挖掘也并非无中生有，更多从叙事学角度来论证说书人修辞手段的优点，同样中肯可信。

其次是夏志清对人的文学的强调。这一立场虽令其批评有失偏颇处，但其偏颇处正是其有力处。尤其是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道主义批判。他在《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中对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作了一番思想审查，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中国传统文学缺乏对社会不公、不人道现象的探讨和对抗。中国诗词歌赋“没有对政治改革的热望，没有对浪漫爱情的狂热，甚至对自称热爱的山水自然也难见真情”③。“中国小说戏剧“缺乏对人性和人文世界的远大视野，不能立足于善与理想，以真正的勇气毫不动摇与一切邪恶对抗”④。如梅维恒对夏志清所言，“《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思想狭隘封闭者必对你恶言相向，但此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你将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与想法公之于世，胆识过人，赤心可鉴。你的努力最终定会有所回报，不独因为此文意义非凡、历久弥新，更因其必将引起中国国内一些基本的改变。再不改变，中国无以存续”①。正是这种深厚的感时忧国情怀，故而才有他对美国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纯文学性批评的不满。

他对古典小说人道主义批判最着力处且最具启发意义的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可以说夏志清的女性主义立场引领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厌女仇女、不把女性当人的作品，如《水浒传》与《金瓶梅》，夏志清评价都是不高的。尊重女性的《蒋兴哥巧会珍珠衫》评价则甚高。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因杜甫在诗中常提及妻儿，不拘小节，故是夏氏眼中最可爱最伟大的诗人。据夏志清自己所说，他从小生来‘侠骨柔肠’，见到有人侮辱女性，心里非常烦。他小时因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与母亲和六妹感情深。对母亲的情感可见其对女性的同情。他深感旧社会旧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同情封建社会女性悲惨命运，如缠足，七八百年来没有人为她们鸣不平。一直等到李汝珍《镜花缘》俞正燮《癸己类稿》面世才看到抨击。这些无疑带着五四精神的深刻络印，也是他批评精神的闪光处。

从对中国小说结构、说书人传统的不满到人的文学的强调，夏志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评价不高与其说是崇洋媚外，不如说是感时忧国、恨其不争的心态，是以世界文学殿堂级的人类精神遗产，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来要求中国古典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责任编辑：霍淑萍）

Hsia Chih-ching’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Chen Xiaoli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Hsia Chih-ching’s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which focuses on six classic Chinese novel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ter Margin，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The Schola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t summarizes Hsia Chih-ching’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artistic，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he first is the research method in the West， evaluating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using the artistic standard of Western realistic novels. The second is a focus on moral criticism， often taking precedence over artistic criticism， emphasizing humanistic literature， critiquing the old society and old ideas， and reflecting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novels and the tradition of storytellers to the emphasis on humanistic literature， Hsia Chih-ching’s low evalu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stems less from blind admiration for foreign traditions and more from a deep concern for the times and their shortcomings. His biases also constitute his strength， marked b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era.

Keywords： Hsia Chih-ch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fiction; realism; humanistic literature

作者单位：陈小亮，宁波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5）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② 白先勇：《经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见《中国古典小说精校本》，夏志清著，何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①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②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③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④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⑤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⑥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①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③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④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①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②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③ 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① 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② 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2页。

③ 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页。

④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⑤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⑥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

⑦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⑧ 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① 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27页。

②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③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④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①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②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226页。

③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

④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① 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② 刘若愚：《中国之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4页。

① [美]浦安迪著，刘倩译：《浦安迪自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3页。

② [美]浦安迪著，刘倩译：《浦安迪自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7-128页。

③ 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④ 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页。

① 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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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史研究